至于行政自由裁量基准何时由何人提出，笔者还无法作出考证，而毋须证明的事实是，行政自由裁量基准在我国的状况可以用普遍化、实在化、具体化等来概括。
[27]参见翁岳生编：《行政法》（上），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3-15页。一切公职人员都要带头学法懂法，做执法守法的模范。
[30]2008年10月1日中国第一个地方政府规章位阶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正式实施，之后汕头市、山东省、四川省凉州市也颁布了各自的行政程序规定。于是，行政对法院的态度从原来的藐视到现在充满实用主义的适度尊重，并在非司法事务中给予法院尽可能的关照。 【摘要】现代行政法的变迁与行政模式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17]1985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和司法部《关于用五年左右时间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在专断—压制行政型模式中，批评政府是不允许的，为了实现舆论一律的目的，国家垄断了新闻与出版业，并设置了严格的许可制度。
1981年1月27日《光明日报》发表的题目为学会使用法律武器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过去长期以来我们比较习惯于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政治斗争。[11]《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的规定。[49]对于奠定宪法教义学基础的拉班德，斯门德毫不客气地批判他对德意志民族宪法政治的良知问题和生活问题缺乏严肃态度，甚至直指拉班德的犹太人身份而斥责其宪法学是无根基的、空洞的形式主义、机械的甚至变态的。
[18]在此意义上，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法学的子学科。施托莱斯，见前注〔23〕，页460。这种避免权力僭越的谨慎与对政治的功能空间的尊重是原理相通的。[44]关于德国基本权利的教义学框架，参见赵宏：限制的限制：德国基本权利限制模式的内在机理，《法学家》2011年第2期。
[15]因此，以法治为目标的法学，就必然是教义性的。在以上这个总体的教义学框架中，每一步都还有非常具体的分析步骤。
在笔者看来，在既有的成文宪法之下，将各种利益纷争和意识形态对立限定于规范的场域，将各种价值争议尽可能技术化为法律的规范性争议，是构筑社会的重叠共识并最终走向宪法政治的不二法门。政治理性和法律理性之间的界限常常不明显。又如，在比例原则的审查中，要逐项进行适当性、必要性和狭义比例原则的审查。②对宪法教义学历史与现状的梳理与介绍。
因此，虽然其形式上是法律，但实质上只是一个行政法令（Verordnung），其制定权限属于享有行政权的国王，而议会只对此行使同意权而没有否决的权力。尽管有时候显得更加自由和能动，也并不像德国宪法学那样有着很高的概念体系化的外在表现，但无论如何，美国的宪法学所围绕的正是宪法的解释与适用问题。[74]鲁曼，见前注〔13〕，页462。[73]参见张翔：大学判决，同上注，页119。
[35]在德国基本法时代的法哲学中，判断实证法的正义性的最高标准就是基本法第1条第1款的人性尊严，而联邦宪法法院对这一条款的解释和适用使得一切价值判断都可以在宪法教义学的运作下完成。[7]通过对实定法的解释，将复杂的规范进行类型化，建构统一的知识体系和思考框架，并设定分析案件的典范论证步骤，教义学为法规范的适用、为实践问题的解决预先做出作出准备。
任何理论、价值和原则，如果没有宪法文本与结构的基础，都不应当被看作宪法的规范。为完成这一任务，舍逻辑之外别无他法。
[5]按照魏德士的概括，法教义学提供对实定法的论证，给出法律问题的解决模式，包括一切可以在法律中找到的以及法学与法律实践为法律增加的理论规则、基本规则和原则。[27]拉班德在其巨著《德意志帝国国法学》的导言中这样写道： 在一个特定的实证法体系下的教义学的任务在于：在法律制度的架构内，将各个法律条款追溯到一般概念，另一方面又从这些概念推导出给定的结论。如果公权力行为经审查确实对基本权利构成了限制，则进入第三步，审查该公权力行为是否具备阻却违宪的要素，主要包括：①是否符合法律保留原则。引文参考了白斌博士的未刊译稿，特此致谢。……公法学家必须进行政治思考，必须对自己国家的宪法政治和德意志同盟的政治表达自己的观点，必须以自己的利益明确表示，自己要在讲台上主张什么。[36] 基于宪法法院的建立以及对宪法价值基础的阐释，德国的宪法学从魏玛时代的多样性又回归到了教义化的方向上（当然，已经不再是古典的完全封闭的法律实证主义），而其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宪法裁判之间的良好互动更加展现了法教义学的基本功能所在。
（一）德国宪法学的教义化 在德国的三月革命前，宪法学的话语与政治话语、宪法学的争论与政治争斗是完全纠缠在一起的。[24]在这种学术与政治纠缠不清的局面下，宪法学根本不足以成为一种冷静客观的学术力量，充满价值判断和政治恣意的国家法学也根本不能提供宪法秩序的稳定和安全感。
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对于宪法学意义重大的新因素：一个是德国接受了历史上曾经遭排斥的司法审查理念，建立了宪法法院制度（宪法法院制度最早是由凯尔森所倡导的），这为宪法学的教义化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从现实情况看，德国也正是通过完善发达的宪法教义学，得以应对诸如联邦架构、政党违宪、堕胎、国家统一、反恐与人权、欧盟一体化等充满价值和政治争议性并且极易引发社会纷争的宪法问题，为德国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保障。
[56]如果非要让司法处理法律合宪与否的问题，就是让司法对未竟的政治问题进行判断。最终我们的结论应该是，刑法聚众淫乱罪条款或者法院对其的适用是否违宪，而不是被告人是否违反社会道德。
[32]H. Tripel，Staatsrencht und Politik,1927.S.8f. [33]Hans Kelsen，Allgemeine Staatslehre，1993，S. VII.魏玛时期关于国家法实证主义的部分争论，参见本文第三部分。【注释】 [1]对林来梵、韩大元、陈端洪、高全喜等讨论的主要参与者的观点梳理与评析，可参见李忠夏：中国宪法学方法论反思，《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为了避免对一门充满实践理性的技艺之学仅仅作理论性描述，这里尝试介绍宪法教义学的具体样态：通过对宪法教学中训练学生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审查框架的介绍，展示宪法教义学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帮助了法律人判断现实的宪法争议。但这一转变很快就被重新纳入到传统的法教义学方法之下。
[94] 于法学而言，教义学就是其纪律、根本、法度、基本功、第一要义、基本进路。笔者经常以物权法草案的违宪争议说明这个问题。
此外，在协调法的正义性和安定性的问题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成就——拉德布鲁赫公式。如果所谓基于教义学规则的判断背后不过都是来自实定宪法之外的政治判断，宪法解释的结果基于解释者政治倾向的差异而有根本性分歧，那么法教义学指向的目标——法秩序的安定性——还是否可能，宪法的规范性还是否存在？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分别分析：一个是政治理论对于宪法解释的影响，另一个是具体情境中的政治因素、政治后果的考量对于宪法解释的影响。
依传统的限制（干预）的标准看，该行为必须具备目的性、直接性、法效性、强制性、高权性方属于对该项基本权利的限制。[38]这种方法的路径是解释性的，或者说是教义学属性的。
[60]按照施密特的界定，政治是关涉权力运用、利益冲突的，乃是立法之事。无人否认，宪法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诚如德国学者博肯福德所言，宪法是具有特殊的政治关联性的法，宪法规定国家政治性决定的路径，规定政治权力的运作程序与边界，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起着建构性和秩序性的作用。按照洛克林的分析，戴雪的《宪法研究导论》所试图达到的目的之一就是努力区分法律人研究宪法的视角与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研究宪法的视角。格贝尔-拉班德实证主义的、教义化的法学，作为宪法学的主流一直被延续和继承，其中的重要人物包括安许茨（Gerhatd Anschütz）、托马（Richard Thoma）、耶利内克（Georg Jell- inek）等在发展中也产生了有着极高概念体系化水平的法教义学成果。
[70]洛克林，见前注〔67〕，页239。而公法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公共利益的界定则是在药店判决中由宪法法院给出了最初的类型化方案。
宪法保障意味着，为实现此功能提供安全机制，即法律限制不能被超越。[6]阿列克西将法教义学概括为三个不同层面的工作：①对现行的有效法律的描述。
[20]基于这一倾向，法学也就在各种与法有关的学科中具有独特的地位，这意味着法学在知识上和方法上并非漫无边际，而是有着应当遵守的界限，正如拉伦茨所言假使法学不想转变成一种或者以自然法，或者以历史哲学，或者以社会哲学为根据的社会理论，而想维持其法学的角色，他就必须假定现行法秩序大体看来是合理的。这种源自道家思想的技道合一的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正可用来类比法教义学的技术理性。
